“我无法去改变剧情，但我可以通过我的表演塑造不一样感觉的人物。”在接受了总是演“坏人”这个事实后，三浦发现演坏人其实比好人更有意思。他说自己塑造坏人的方式像警察破案的感觉，必须要看透坏人的心理。
2009 年，三浦参演德国导演执导的《拉贝日记》。他在戏中的角色很简单，饰演一个拿喇叭的日本兵，负责用喇叭喊战俘们吃饭，实际上是把他们骗去屠杀地点。拍摄前，三浦问导演，“这个士兵知不知道战俘们要被处死？”导演听后很惊讶，两人就此认真讨论了很久。最终，导演决定让三浦在喊“吃饭了”这句话时“要带颤音”，以表现紧张、害怕的心情。三浦认为从中感受到了国外导演对待角色的态度与中国导演的差别。
“我觉得中国人对‘日本鬼子’，对日本军人的了解，跟我这个日本人了解得还是不一样。”三浦告诉我，“我自己的父母也说过，他们小的时候，就连他们自己，都对日本那种军国主义的东西特别恨。军人与老百姓的生活有距离。连日本人都这么觉得的话，我也能理解中国人的那种感受。”
在与三浦的交谈中，他一直没正面回答对国产抗日剧的看法，不过他说，“作为一个演员，我也想演不同的老百姓，但在中国几乎没有这种机会。但我相信这一点将来能慢慢改变，包括新时代的导演，从国外回归的导演。他们有新时代下自的看法。”
有时，为了节约成本，许多制片方会选择用中国演员来演日本鬼子。三浦说起曾经有个剧组找他扮演一个日本军官，快要签合同的时候，制片方说还是想换成中国人来演。没过多久，三浦的一个朋友找上他，说想请教如何演日本鬼子的问题。当朋友把台词发给他后，三浦才意识到这个正是之前推掉自己合约的那个剧组的台词。三浦对他说：“一个日本人来演日本军官，跟一个中国人演日本军官，肯定不一样，否则要我干什么呢？”
在影棚里，三浦惟妙惟肖地给我们模仿了中国人是如何扮演日本军官的。他笑称，那些演员甚至连拔武士刀的姿势都不标准。“还有，我总看到中国影视剧里的日本鬼子说八格牙路，我们是不会在那些场合说这句话的，坏人可不一定要是看上去凶的那个。”
近些年，国产抗战片越来越多，一些中国导演和制片方也渐渐意识到，让日本演员出演‘日本鬼子’会有不同的效果。曾有导演对三浦说，没想到他演出了如此有人性的“日本鬼子”。不过，让三浦更惊喜地还是自己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可。当他去中国一些三四线城市的时候，总能被认出来，即便人们不知道他名叫三浦研一，只会喊出他在影视剧作品里角色的名字。
“这对演员来说是一个成功的标志。假如我现在长得帅，比较有名气，他可能就能说出我的名字。但是我还没达到这种程度，他们只能说，啊！那个日本鬼子！”
演了二十年鬼子后，三浦接下来的目标有所改变。除了希望有机会演好人外，他还希望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影视剧的制片与导演工作中。
“不少中国人对日本电影的认识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，代表是导演黑泽明，演员三船敏郎、高仓健等。反过来，日本也一样，一些中国通可能认识张艺谋的《红高粱》，也认识陈凯歌、王家卫，但其他都不认识，冯小刚不认识，范冰冰也不认识。我觉得是双方在制作方面没有共通点。”
纪录片拍完两个月后，我们去日本旅游，正好三浦也身在日本，于是我们约在东京见面，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。酒至微醺时，三浦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唉，你知道孙红雷拍一天赚的钱是我的多少倍吗？”他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小鲜肉，没有人关心演技，没有人关心剧情，导演把观众当做傻子。
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三浦这样的状态。他深吸了一口烟，吃着自己家乡的海鲜，称赞日本的食物有多么好吃，空气有多么干净，吐槽自己在中国演艺路上的不悦经历。但说着说着，似乎他也意识到，自己没过几天又要回横店演戏了。
痛快牢骚一番后，他突然转向了餐厅的日本服务生，用标准的中国普通话喊了一句，”嘿，服务员儿，再来瓶酒！“我们愣了两秒后，和他一同笑了。
“没办法，我已经待在中国 20 年了，我骨子里已经快变成中国人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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